李映周博士是韩国名副其实的最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从事韩中两国交流事业长达54年，至今还热情不减的为韩中友好做着不懈努力。

   “长期与中国人打交道，所以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因此每次我去中国都会准备许多礼品。中国人是那种一旦形成了良好关系之后，就会尤其珍惜的类型，就算对自己有损也会尽全力帮助对方。”

  作为‘第一代中国专家’、‘最厉害的中国通’、‘韩中交流的核心人物’，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第一个取得博士学位的韩国人，中国政经文化研究院理事长李映周（75岁）博士的头衔非常多。试图与中国交流的企业和政界、公共机关等领域，寻求他帮助的人也非常多，并且身兼外交通商部政策咨询委员、韩国新国家党国际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数十年。1999年由中国的《经济日报》选拔的全球5位“中国通”中，他作为唯一的一位亚洲人当选。与他一起获选的包括欧盟（EU）首席代表、驻中俄罗斯大使等世界级权威人士，不难看出李博士在中国的地位有多高。这些成果不仅得益于他优异的中文实力，还来自54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接触，展现出广阔的人脉和非凡的实力。通过超于常人的努力和对中国无比的热爱作为基础，使得他才有今天的成就。在韩中还没有正式建交的60年代，他就将中国语作为自己的专业。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使他这么做，着实令人好奇。

  “当时有中国语学科的大学，全国只有三所，他们分别是：首尔大学中文学科、成均馆大学中文学科、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我当时与同学们一样，对经营方向比较感兴趣，所以刚开始报的是成均馆大经济学科，但是我的父亲将我的志愿换成了中文科。录取结果公布当天因为并没有在经济学科的合格者名单上看到我的名字，所以以为自己落选了的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时，父亲却说‘你没落选，你已经合格了’，这才把偷换学科的事情告诉我。就这样我才逐渐对中国产生了兴趣。”

李博士对于中国的学习虽始于此，但其实他家里与中国的缘分却更深远悠久。他的19代祖上是高丽末年的忠臣，也是性理学的大家——李穡先生。他不远万里到明朝中国进行交流，是两国友好交往历史上的代表人物。所以这样看来，李博士与中国的缘分在历史上就已冥冥注定。

“在众多后生中，父亲唯独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能继承祖上的遗志，他坚信‘总有一天中国会发展起来的’。但是那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紧锁大门，被誉为‘无形的墙障’的时代。对于父亲的想法，我曾抱着‘那一天真会到来吗’的疑问，但是现在倒过来看不禁感慨‘父亲是多么具有先知卓见’。所以我非常感谢当年父亲为我选择了一条有前途的路。”

就这样入学了之后，因为成均馆大学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是姐妹学校的关系，他又获得了一次千载难逢的留学机会。来首尔访问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校长对当时作为学科代表的李博士钟爱有加，所以一直劝导他去留学。从此之后，留学梦一直令他魂牵梦绕，直到他读完大三被空军录取，并且满期退伍后的第四天，终于拿到了护照，飞到了台湾。

“虽然是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但是去了之后才发现其实比想象的要辛苦。因为教授用的大部分是方言，所以导致我听不懂上课的内容。我意识到这样不是办法，所以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便找到大学附属的小学，拜托校长让我与学校的小朋友们一起听课。我大概找了他有15次，他才答应。在这样艰难的拜托下，我当时在那所小学与2~3年级的小朋友一道，学习了1年零8个月的汉语。我当时身高有1米84，却跟小学生一道坐在小椅子上学习，可以想象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觉得是一件要靠坚强意志力才能完成的事情。”

  在他结束了学业返回韩国之后，通过特取进入到了统一部，作为对中的专家开始了人生新篇章。在那之后，随着中国产业化进程，韩国的龙头制铁企业posco浦项制铁开始进军中国市场。他作为在北京的办事处的代表，主要负责两国间的技术交流和开发规划。再之后，作为双铃集团中国法人的副会长，又继续为韩中两国间的贸易合作做着不懈努力。因为当时韩国还没有一个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全面了解的人，所以他被多家企业委以重任。

虽然已经身负大型企业的重要职位、被众人羡慕，但是李博士并没有因此就自我满足。他作为研究中国的专家在活动的同时，还对外交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为了学习国际政治学，他于1992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他已经52岁了。

“年龄并不是问题，工作才是问题。因为我要经常出差，为了避免不缺课，所以要做的调整比较多。在这3年不算短的时间里，我就真的如成语‘昼耕夜读’说的那样，不断利用零碎的时间坚持学习。作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最具权威的国际政治学科攻读博士，可想而之并不那么容易，更何况我还是个外国人。通过教授和同学们的帮助，再加上我自身的努力，我终于顺利的取得了博士学位。”

就这样，他以自己的热情赢得了‘北京大学第一个韩国人博士’的头衔，这也让取得学位后的他，成为韩中两国舆论报道的焦点明星。甚至在他论文通过结果公布的当天，就已经有媒体提前在学校后门等着了。

  “我一直以拿到博士学位作为我的努力目标之一，现在终于实现了。我本来就对中国有着深切的感情和热爱，更加上遵循了父亲的遗愿，一时使我感慨万千，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在最终论文审查的当天，经过漫长而又细致的审查，论文合格的结果终于出来之后，我接受了从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的采访。当日的主要版面，都登载着大大的‘北京大学历史上最初的韩国人博士诞生’的消息。在那之后，北京电视台对我的生平也做了采访报道，就如韩国的KBS电视台的《人间剧场》的设置一样，纪录片总共分为12集分开对我进行了描述。这段经历对我来讲也是印象深刻，无法忘怀的一段美好回忆。”

  李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中国新外交战略和韩中关系》。他以韩国人的视角，第一次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系统化的论述，因而收到了学界的瞩目。特别又因为他是外国人，以这样的高度和水平、以全新的视角来诠释。学位论文通过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马上把他的论文出版成书，广受好评。直到现在，他的论文还被中国和韩国的大学作为教材和研究材料来利用，仍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李博士深知对中国人来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学问，所以他也努力的管理着自己的人脉资源。跟谁见了面，经常会先给对方发送“感谢会面”之类的话。往返于韩中之间时，经常会买一些小礼品送给周围的中国朋友，因此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深厚的友情。这样亲近的朋友现在在中国也正担任一些军政要职，从而也就变成了李博士坚实的后盾力量。

  “我会买一些小礼物，比如钥匙链、人参茶等送给朋友；而当我到中国，他们也会给我。这样久而久之，我们的友情也就随着礼尚往来而深厚起来，这大概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所谓就算是只有一次的相遇，也是难得的缘分。有几次差点要吃亏的时候，幸亏有这些朋友的提醒，这时令我觉得即使是千金也买不来的人脉关系真是非常宝贵的资源，也是我最为引以为傲的财产。在韩国能接受中国《人民日报》采访两次以上的人至今为止只有两人，一位是已故的金大中前总统，另一个就是我。虽然看似包裹着一层厚厚的不易击碎的墙，但是只要结下缘分，那么下次办事就能容易很多——这也便是中国的一大特点。”

  所以李博士也顺势而行，集韩中两国之力，开始了新的事业——“李映周韩中人才培养奖学基金会”就此成立。主旨在于为韩中两国留学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李博士作为第一代对中问题的专家型人才，将竭尽所能的利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及人脉，逐步培养他们成为对中问题的第二代、第三代人才。

  “我作为第一代对中问题的专家，深感到现在还没有第二三代人才，对在中国经过了艰辛的学习，回国之后却不能物尽其能的人才深感惋惜。按照现在韩中发展的势头，向后至少10年，最长能有50~100年，韩中双方都将需要并培养这样的‘韩国通’、‘中国通’。我认为，要理解哪个国家的文化，必须首先要读懂那个国家的文字，然后必须体验那个国家的传统饮食，这样才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对该国了解最深的，莫过于在当地生活学习的留学生了。我现在做的，不仅只是给这些韩中留学生奖学金来补贴生活，更是期待他们为人父母、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这才是奖学基金会最想为他们提供的实际帮助。以我过去的54年间积累的人脉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势必能给现在的青年人带来千金难买的帮助。”

  就如他所说，中国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成为可以左右韩国的经济大国，在政治、文化等社会各领域都发挥着具有深远影响的作用，是韩国应该积极与其构建友好关系的重要国家。但是在一些行业中，对中国和中国人带有抵抗性质的挣钱方式，也因此导致产生了反韩情绪，对此保持警惕的专家如此说道。与中国保持着紧密联系的李博士，当然比任何人度深知深化韩中关系、与中国人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要想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就要先成为朋友。只有自己先敞开心扉，对方才能以心传心。如果只把中国当成圈钱地，那么绝对形成不了长期持久的良好关系的。还有就是无论与哪个国家的人交往，诚意都是非常重要的，并且保持谦逊的心，才能交到朋友。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以保持着比较单纯的一面。虽然韩国人喜欢在背后说闲话，但是对待中国人时，比起这些缺点，还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积极的一面。这样双方相互理解、换以真心，韩中两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李博士的每句话都说的都特别诚恳，虽然身为韩国人，但是对中国的热爱溢于言表。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情节之深，与中国的缘分之广。

“最初留学时到的台湾，还有我在中国收到的礼遇都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正因如此，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会尽我全力，为了韩中友好关系的发展这一使命而努力。为此我愿意鞠躬尽瘁，贡献我全部的力量。”

取材： 李贤京 记者

拍摄： 金成焕